“Community assembly”是当今生态学领域最流行的名词之一，其关涉的问题则是生态学历久弥新的根本题目。一代代生态学家念兹在兹、戮力以求，因此构成最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问题。

“Community assembly”的用语，最初由Diamond (1975)提出，意指物种聚合形成群落的非随机过程。随着生态学对该问题的兴趣高涨和理解深入，这个名词变得越来越通行因而沉淀一为专用术语，然而同时这个概念的内涵也日趋复杂与丰富。按照现在的看法，大致是指出自区域种库的系列物种在特定生境上经过环境过滤和种间交互作用后定居和共存的过程(Keddy, 1992)，从最广义上讲，即是所有制约群落如何形成与演变的因素(G?tzenberger et al., 2012)。然而，汉语学界触及这个问题还是晚近十年左右的事情，这个名词也还没有公认的译法。至少，据笔者检索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词库，目前这个术语还没有被收录。我们知道，一个术语如果获得稳定意义和名称，一般就会在字典或辞书中有所反映。显然，“Community assembly”到这一步还是有距离的。

就笔者目力所及，这个术语在中国大陆见诸公开发表最早是在周淑荣和张大勇(2006)的一篇评论文章，文中使用的是“群落装配”一词，尽管作者并未依照习惯做法将中文世界尚未习见的专有名词后缀括号明指是“Community assembly”的译语，不过从语境判断，情况属此无疑。随后，王宏康等(2008)的文中同时使用了“群落构建”和“群落装配”两种译法，也没有明指，我们可以从中英文摘要对照之中予以确认。这两篇文章均未对“Community assembly”词义与译法稍作疏解。

牛克昌等(2009)发表在《生物多样性》专辑“群落中的生物多样性：格局与机制”中的文章明确地标出了“Community assembly”，将之译作“群落构建”，并且视为“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理”的同义语。但是，如果我们细究当今生态学文献中这个术语的用法，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多有交集，但是很难说是一对同义语。具体而言，community assembly是一个相对精微细密的概念，“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理”则是一个宽泛的说法；再者，两者存在一种逻辑蕴涵关系而非逻辑等值，“群落构建”自然而然落在“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理”的疆界之内，反过来，论及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理则未必一定是“群落构建”的问题，比如说种群遗传学可以基本无涉“群落构建”。不过，这篇文章可能是传播该术语最具影响力的。

如果说中文世界最早开始触及这个概念的话，而不是拘泥于具体的用语，应该是张谧和谢宗强(2002)基于Thompson et al. (2001)文章的一篇译作，Thompson et al.原文使用的是流传不太广泛的“community coalescence”一词，被译为“群落整合”，意指“源自区域种库的复杂生态群落的发展过程，其整合取决于可供给的物种、物理环境、系统发育、聚合的时间序列之间的相互作用”(注：原译有误，此处笔者有修正)。

大约自牛克昌等(2009)文章刊发以后，“群落构建”这个译法流传开来，据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从2009年至2013年底，逐年递增，共有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近60篇聚焦或者涉及community assembly的问题，在汉语表述上其中绝大部分使用的是“群落构建”，其他小部分使用的则是“组配”或者“组合”。

当然，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绝然不会只在书面上流传。在非正式场合，我们也可常见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关切。在中国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生态学论坛——普兰塔上，与牛克昌等人发刊的同年，即有若干网友讨论该术语的词义与译法。“群落装配”、“群落聚集”或“群落聚合”，诸般主张，不一而足；“群落构建”也出没其间。

我们不妨把整个汉字文化圈考虑进来。在台湾，community assembly被译为“群集集合”(蔡政翰，2009)；而在日本，平尾聡秀等(2005)将之译为“群集集合”，未知是不谋而合还是台湾采用了日本的译法。至于“群集集合”在台湾和日本生态学文献中的流通程度，据笔者在台湾airiti华艺线上图书馆和日本CiNii论文情报领航网站(类似中国知网的文献数据服务网站)的检索，仅不超过五例。日本也有另外的主张很接近“群落装配”，日文为“群集の組み立て”(難波利幸，2005)，不过流通也很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平尾聡秀等(2005)文章对一系列概念有精审的辨析。据他们认为，“community assembly”这个用语被广泛使用，意义暧昧，需要重新明确定义。他们分疏了community和assemblage两个概念，指出community假定内部物种之间存在强相互作用并且具有明确的边界, 而assemblage并不假定必然有种间相互制约，边界也是任意的，Assembly作为assemblage的近义词，相对更倾向动态的意义。常见于同类文献中的“assembly rule”一词，日译为“集合规则”，他们也有辨析：集合规则并非物种共存格局或者种间性状相似性/差异性格局，而是指特定群落内部的制约因素，与环境因素所施加的外在制约相区别。——这个其实就是Diamond (1975)使用该词语时的原始义。我们不妨把辨析推进一步，正如Diamond (1975)文中所胪列，所谓assembly rule其实旨在给出一份群落格局以及生成这些格局的路径的详细目录(Drake, 1990)。这种努力自今日看来基本上已宣告失败，群落生态学现在的追求仅仅是甄别出群落形成与演变的制约因素以及厘定这些因素具体如何发挥作用(Vellend, 2010; G?tzenberger et al. ,2012)，所以近年来assembly和rule两词连属已经相对少见。

平尾聡秀等(2005)最终给出的定义是：群集集合是生物聚合成为群落的过程与在此过程中能被观察的一系列机理，以及该过程所产生的群落结构的统称。在笔者看来，这个定义只是概括了“群集集合”所关注的对象域，堪称周到全面，但却未必如平尾聡秀等人所宣称的那般明确，因为种库、扩散限制、生态位等相关概念在其中没有任何反映，而不诉诸这些概念，单单“群集集合”就只能被含糊笼统地理解。——当然，追求过于明确刻板的定义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尽管我们说一个定义在于能够准确地界定所指涉的对象，但是名实之间很少存在严格整饬的一一对应关系，词义随着知识的演进常在拓展更动之中。有意义的定义往往在于我们能够借由该定义得以分疏与澄清存在混淆的概念。就目前看来，“community assembly”这个用语的指涉之中并不存在这种危险，只不过其中牵连头绪过多，作者甲更加注重此一方面，作者乙更强调彼一方面，总体说来，方方面面之间都存在一个“家族相似”的关系。

其实，在今日生态学的知识体系里，借用Lovejoy (1936)的术语，community assembly更应当视为一个思想集丛(idea-complex)，而不是一个单位思想(unit-idea)。正如前文所言，借助过程、机理和结构之类日常语言不可能充分理解community assembly的意义，要达成此任务必须明了community assembly概念框架的结构。这个概念框架是由种库、扩散限制、环境过滤、生态位等等概念一齐搭建起来的，当然平尾聡秀等(2005)文中对此有大致到位的说明。嗣后，Vellend (2010)和G?tzenberger et al. (2012)等人则推出了条理更清楚、概括性更周全的整合。诉诸这个框架，community assembly才获得明确的意义。同时，我们可以说，只要这个框架足够明朗，一个精准严谨的定义只有次要的意义，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话。

现在我们转入探讨诸种译法的高下长短。揆诸assembly英文本意，“装配”“集合”或“聚合”似乎均无不可，“构建”一词则等而下之，违离殊甚。最要紧的是，community和assembly两词连属，我们则当在群落生态学的语境里来细察其中的精微之旨。Community assembly 乃是出于自然之进化，“天演之，殆非人谋”，“装配”与“构建”则暗涵人谋之意，与进化判然两趣；相比之下，“集合”或“聚合”似乎更佳。但是assembly的过程是非随机的，产生的结果是有结构的，“集合”或“聚合”又传达不出来这层意旨，反观之下，“装配”或者“组合”为胜。另外，assembly更关注定向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格局，准此而论，“聚合”为优。我们有必要把assemblage也一起考虑，assemblage作为assembly的产物，其译法显然应当与assembly具有一致性。笔者的倡议是，如果“assembly”译为“聚合”，相应地“assemblage”可译为“群落聚合体”或“群聚体”。依例类比，“群落装配体”和“群落组合体”似乎也可接受，“群落构建体”就略显生硬造作了。

当然，科学表述不必要像诗人炼句一样过于讲究推敲，科学翻译上也是如此，只求简洁明了、大致切中本意即可。斟酌取舍一个译语，往往还有字面以外的其他考虑。

假如一个译法已经大范围传播、广为接受，即使这个译法可能并不是精准到位，我们也没有必要强逆众意，一口咬定大家都是误用，除非有确据表明是误译。在这种考虑下，“群落构建”是具有优先权的。传播范围和接受程度到多大，我们即当放弃另作主张，也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大致说来，权威辞书收录和教科书使用的频度或许可作参考。“群落构建”显然还没有流通到如此规模。“群落构建”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恢复生态学和园林景观设计中在使用这个词，大约指植被重建和园林造景的物种筛选、搭配和结构设计(参见黄娟等, 2006; 左俊杰和樊金拴,2009; 杨倩和李永红, 2010)。当然，这个意义上的“群落构建”一词并非作为一个专用术语在使用，而只是一个日常表述。不过，据笔者在谷歌学术检索，“群落构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规模和频度远远高于在“community assembly”意义上使用。从这类恢复生态学和园林景观设计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构建人工群落依据的仍是群落生态学的理论与原则，大致可视为一种人工操控下的community assembly，但是基本无涉community assembly的概念框架，我们很难认为两者是直接相通的。

在科学也深深卷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过分纠结文化本位和政治隔阂，认同思想交流、科学昌明和知识增长乃是普世之法，整个汉字文化圈的科学语言互为借鉴、互通声讯也是不无裨益的。当然这取决于多方参与和互动。在日语汉译为我们贡献了无数词汇(这其中就包括“名词”、“科学”和“生态学”等等)的情况下，继续借鉴日本方面的翻译也是一个可考虑的取向。“群集集合”有其可取之处，难题在于，中日两国对“community”的翻译都不统一。

最后，不必讳言笔者本人倾向于“群落聚合”，其长处前文已经有所交待，但是并不认为绝对胜过其他的主张。所以笔者引出这些问题，意在激起学界同仁讨论的兴趣，而非兜售自己的偏好。尘埃落定的时刻也许还很遥远，然而见证和追踪一个概念和相应词语的命运，跟探究“群落聚合”的机理是同样有趣和有价值的事情。

参考资料

Diamond, J. M. 1975. Assembly of species communities. Pages 342-444 in M. Cody and J. Diamond, editors.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communities. Harvard Univ. Press.

Drake, J. A. 1990. Communities as assembled structures: do rules govern pattern?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5:159-164.

G?tzenberger, L, F. et al. 2012. Ecological assembly rules in plant communities—approaches, patterns and prospects. Biological reviews 87:111-127.

Keddy, P. A. 1992. Assembly and response rules: two goals for predictive community ecology. Journal of Vegetation Science 3:157-164.

Lovejoy, A. O. 1936.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Thompson, J. N. et al. 2001. Frontiers of Ecology. BioScience 51:15-24.

Vellend, M. 2010. Conceptual synthesis in community ecology.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85:183-206.

蔡政翰. 2009. 福山亞熱帶雨林林木之個體物種面積關係.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黄娟, 胡永红, 张万里, 杨春辉. 2006. 上海地区绿化植物综合评价与群落构建.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34:87-88.

難波利幸. 2005. 生物間相互作用と群集構造: 生態化学量論, 間接効果, そして進化. 日本生態学会誌55:446-452.

牛克昌, 刘怿宁, 沈泽昊, 何芳良, 方精云. 2009. 群落构建的中性理论和生态位理论. 生物多样性17:579-593.

平尾聡秀, 村上正志,小野山敬一. 2005. 群集集合に影響を及ぼす要因. 日本生態学会誌55:29-50.

王宏康, 杜晓光, 周淑荣. 2008. 亚高寒草甸不同演替阶段植物群落的中性理论检验.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http://www.paper.edu.cn/releasepaper/content/200809-200682.

杨倩, 李永红. 2010. 湿地公园的植物群落构建-以杭州西溪湿地植物园为例. 中国园林26:76-79.

张谧, 谢宗强. 2002. 21 世纪的生态学研究前沿. 植物学通报19:121-124.

周淑荣, 张大勇. 2006. 群落生态学的中性理论. 植物生态学报30:868-877.

左俊杰, 樊金拴. 2009. 三里洞矸石废弃地人工植被群落构建初探. 环境科学与技术32:145-148.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何东）